逾300件中国古铜镜现身日本：历史美术价值极高

在这个维度上，学者认为总章程是指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52]另一方面通过宪法，共同体决断了面向未来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的根本任务、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发展道路、奋斗目标，规定了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原则，规定了国家一系列大政方针, [53]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将宪法概括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章程。

对这个宪法的中国叙事，我们需要怀抱温情和敬意，正是它赋予了我们这个共同体连接过往、当下与未来的全部意义。由于宪法自身所预设的对法律的优先性（precedence），导致宪法裁决机关不能根据法律来解释宪法含义，无法援用成熟的法律解释方法，从而宪法解释结论的正当性往往只能依附在最终解释权之上。

由此，个体权利与人民主权具有同构性，我们无法将二者对立起来进行理解，正如邓小平在主持现行宪法修改时谈到：国家机构是根据人民的授权建立的。由此，与西方宪法观念中以凯尔森为代表的框架秩序模式不同，总章程意味着中国宪法重视实质性内容的建构，形式意义上的宪法文本是确认、规范、保障实质宪法的秩序，只有在实质宪法的维度我们才能更好理解和揭示作为形式宪法的规范或条款之含义。以此两轴来展开，中国宪法在保持反思理性的基础上服务于治国理政的根本目标，并建立起保持法治统一要求的合宪性审查全覆盖逻辑。[46]从这些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到总章程背后是总体政治决断的结果，是一种不同于契约型宪法的决断型宪法观。[90]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

这种反思性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作为治国理政的总章程，中国宪法本来就有实践理性与实用主义的性格，善于、习惯对正反经验进行反思、总结和确认。例如卢梭、康德的共和哲学对权力分立模式的正当化说明，就不是基于功能适当的考虑，根本上是因为这是实现个体自治与公共自治的最佳理性方案。虽然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各省(区、市）所拥有的司法权以及司法管理权是相当大的。

虽然州法官的任命由各州负责，但所有诉讼程序、法官条件和职责、级别、工资等都由联邦法律规定。①在单一制之下，尽管地方政权在立法、行政管理方面会从中央分得一定的具有自治性质的权力，但国家一定会把军事、外交和法律制度保留在中央。恰恰相反，越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今天，国家越是强调司法权的中央事权根本属性和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支撑地位，努力保持法治统一和法治权威。虽然加拿大是一个联邦国家，但各省的司法权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一步，对正在推行的省级统管模式略作修正，改为中央事权—两级分管，即中央管理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省级管理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人事任免权是掌控一个领域、一个组织目标与运行之要害。

第83条规定：法院的组织和权限，由联邦法律予以规定。如果发现实现方式与事权属性不相匹配，则正是我国在很多领域存在的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上下级之间事务管理权、人事管理权、财务管理权(即事权、财权、人权）相脱节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但并不能因此而断定事权发生了改变。有的学者把权力的实现方式直接作为判定该事权属性的标准，从而得出结论称我国的司法事权长期以来属于所在地的地方事权的组成部分，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改革的进程而逐步提升为中央或省级政府事权。换句话说，中央事权可以完全由中央机关来组织实现，包括人财物的保障，也可以由地方保障，还可以采取混合式的保障方式。

有学者曾对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这项改革的主要成效作过总结，认为至少有三：一是减少外部干预，建立更科学的司法干部管理体制;二是加强省内人员调配，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支持;三是提高司法人员待遇及司法保障水平，形成长效机制。具体到我国采取的中央事权—省级统管司法体制，完全可以说是单一制国家与联邦制国家的司法管理模式的相互借鉴。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如无同级人大则由上级人大）选举产生，并可根据法定事由予以罢免。在我国司法制度中，法官任命条件和免职事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有统一规定，地方无权更改。

关于政府层次数量问题，这本不应该成为影响司法事权属性的因素，但传统的思维方式会把法院层级与法院归属混同起来，认为一级政权中如果不包括司法机关则是不完整的结构。下面试分析司法权在单一制和复合制(主要是联邦制）两种国家结构下的配置模式。

那么，地域管辖权便成为该省法院的关键。这项改革牵涉中央和地方，需要协调不同部门，要做人财物等方方面面的准备。

在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确定的情况下，法官任免权原则上应当由中央统一行使，也可以根据国情适当将一部分普通法官(而非重要岗位或级别较高的法官）的任免权委托给相关部门或者地方行使。模式二：地方行使地方司法权，但与联邦司法权有一些交叉重叠;联邦司法机构自成体系，专门行使联邦司法权。第一，在单一制国家结构下，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在这个过渡期内，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会有一些新的补充性、校正性、配套性、完善性的改革方案加入原有的改革方案中。法官是人民法院的组成人员，是代表国家而非代表地方行使审判权的职业人员。(四)从法律适用角度展现其混合属性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除了适用中央立法外，可以在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前提下适用地方性法规或地方规章。

下面重点对国家结构和宪法制度这两个因素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只简单提及。人民法院通过审判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案件……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和权威。

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虽然历史上也有过版图变化、民族矛盾，但在当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下，我国各民族之间不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也没有直接影响到司法权力在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配置，仍然保持司法权力的中央事权属性。判决和裁定，均以共和国的名义宣布和签发。

当时在同一部宪法之下、同一项计划之内，高度集权的中央掌控着各个地方主体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司法权也完全是为中央对全国的管理服务的因此，当时的司法权到底是中央事权还是地方事权并不是敏感话题，而这种脱敏惯性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以至于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人们仍然接受由地方政权拥有、行使、保障司法权这种约定俗成的体制。

判决和裁定，均以共和国的名义宣布和签发。世界各主要国家也普遍实行由国家或某一个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司法人员、经费等司法行政事务。在联邦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司法权力是通过宪法或政治协定进行分配的。美国联邦法官加起来只有1000人左右，联邦总统、联邦议会管理起来并没有太大压力。

司法机关人财物应该由中央统一管理和保障。国情不同，分配模式也不尽相同，各国可以以多种组合形式来体现司法权的属性。

结语 凡是结构性的改革都需要比较长时间的酝酿期和建设期。虽然我国法院经费省级统管的改革目标尚未完全实现，但有一些学者仍在呼吁由中央财政统一负担法院经费，以便在实现方式上与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完全统一起来。

为消除事权属性与实现方式不相匹配的矛盾，突显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2018年修改的《法院组织法》吸收司法改革成果，作出了所有法院由全国人大设立的规定，为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的论断提供了法律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制度的不足，也会促进改革完善当前的同级人大产生同级法院体制。在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确定的情况下，法官任免权原则上应当由中央统一行使，也可以根据国情适当将一部分普通法官(而非重要岗位或级别较高的法官）的任免权委托给相关部门或者地方行使。

③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条、第八条相关内容。可见，院长在法院里的角色并不只是一名普通的法官(在最高人民法院即首席大法官），而且是这个机构的行政首长和机关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履行重要的管理和监督职责。(一)从行使审判权和机构设立角度展现其国家审判机关属性 宪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而非地方事权。

尽管法律作了原则规定，但改革过程中各地的做法还是比较混乱的，主要问题是到底哪些部分应当由省级财政承担，有些仍由同级财政承担，以及中央的转移支付和专项经费等是否应当逐步加大所占比例等。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没有将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与事权实现方式严格区分并有机结合起来，因此造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导致以权力的实现方式质疑乃至否定权力的中央事权属性，使矛盾更加复杂化了。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又分为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换句话说，我国并没有通过任何方式改变过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司法机关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司法活动容易受到干扰;司法行政化问题突出，审者不判，判者不审，都属于不合理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省级以下地方法院人员编制统一管理制度。